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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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他在文学艺术方面堪称全才。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画学文同，喜作枯木怪石，论画主张神似。诗文有《东坡七集》等，词有《东坡乐府》。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 东坡居士”，世称“ 苏东坡”。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北宋时为眉山城）人，祖籍栾城。北宋著名散文家、书画家、文学家、词人、诗人，是豪放词派的代表。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合称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苏。苏轼是苏洵的次子（苏洵长子夭折），1057年（嘉祐二年），与弟弟苏辙同登进士。唐宋八大家之一。《饮湖上初晴后雨》是描写西湖的古诗中无人能超越的。其作品《水调歌头》也备受赞赏，常受书画家青昧。

编辑本段生平事略

　　苏轼生于1037年1月8日（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生于眉州眉山（今属四川）。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成就。
　　1056年（嘉祐元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1061年（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母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1069年（熙宁二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 “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又因其政治思想保守，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从此，苏轼终其一生都对王安石等变法派存有某种误解。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县令。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以讽刺新法为名大做文章。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网织“文字毁谤君相”的网罗罪名，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年幼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以王安石为首新党被打压，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秘书，三品），知礼部贡举。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1091年（元祐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 1093年（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第二年6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1097年，苏轼又被再贬至更远的儋州（昌化军，今海南）。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1101年（元符三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1101年8月24日（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四岁，御赐谥号文忠（公）。

编辑本段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是影响苏轼一生的重大事件。
　　宋神宗在熙宁年间（1068年～1077年）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年～1085年）从事改制。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发生了苏轼乌台诗案。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李定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即别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1079年（元丰二年）3月，苏轼被贬调湖州。贬调的原因是他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在奉调时，苏轼依例向宋神宗上表致谢。本是官样文章，但他知道自己被外放，是新党作了手脚，于是在表中写出了略带牢骚的“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一句。朝廷的公报是固定按期出版的，相当于现在的官方报纸，苏轼的文字照例惹人注意，这次谢恩表，使那些“新进”成了读书人心目中的笑柄。
　　监察御史舒亶、御史中丞李定等人，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作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更从他的其它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地给予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没有把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力教导、监督官吏；又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说他是讽刺禁止人民卖盐。总之，是认定他讥讽皇上和宰相，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刑。虽然他们都要苏轼死，但神宗皇帝不愿杀害他，只同意拘捕他，而且不同意苏轼在进京途中关入监狱过夜。朝廷在七月二十八日将苏轼逮捕，八月十八日送到御史台的监狱。二十日，正式提讯。此时任宰相的王珪，指出苏轼歌咏桧树的诗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隐刺皇帝：“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新党指控苏轼“大逆不道”，要置其于死地。十月十五日，御史台申报苏轼诗案的审理情况，其中有苏轼数万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苏轼讥讽文字的人物名单，计有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李定、舒亶等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但神宗一时举棋不定：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苏轼写《狱中寄子由》说“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无比凄惨。审讯者常对他通宵辱骂。巨大精神压力下，苏轼写下了“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的悲惨诗句。因为儿子苏迈离开京城去别处借钱，把送饭的事交给朋友，但是忘了告诉朋友父子之间有约定：送饭只送蔬菜和肉食，若听到坏消息，才送鱼去。巧的是这位朋友恰恰送去熏鱼。苏轼大惊，就给弟弟苏辙写了上面两首诀别诗。诗作完成后，狱吏按照规矩，将诗篇呈交神宗皇帝。宋神宗读到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感动之余，也不禁为苏轼的才华所折服。加上当朝多人为苏轼求情，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结，而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也广为流传开来。

编辑本段大事年表

　　1036年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公历1037年1月8日），苏轼降生。
　　1054年娶王弗。
　　1057年 21岁高中进士，母丧，服孝（1057－4～1059－6）。
　　1059年举家前往京都，苏迈降生。
　　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入第三等。
　　1061年任凤翔府判官。
　　英宗治平元年——四年（1064年～1068年）
　　1064年任职史馆。
　　1065年妻丧。
　　1066年父丧；服孝（1066－4～1068－7)
　　神宗熙宁元年——元丰八年（1068～1086）
　　1068年娶王闰之（王弗之堂妹）。
　　1069年返京；任职史官。
　　1070年苏迨降生。
　　1071年任告监管；任杭州通判。
　　1072年苏过降生。
　　1073年收留王朝云。
　　1074年 38岁任密州太守。
　　1076年 40岁任徐州太守。
　　1079年 43岁任湖州太守；入狱。
　　1080年谪居黄州，担任黄州团练副使。
　　1084年往常州。
　　1085年往登州；任登州太守；往京都；任中书舍人。
　　哲宗（1086～1100）元祐年间太后执政（1085～1093）。
　　1086年以翰林学士知制诰。
　　1089年任杭州太守兼浙西军区司令。
　　1091年任吏部尚书；往京都；任颍州太守。
　　1092年任扬州太守；兵部尚书；礼部尚书。
　　1093年妻丧；太后逝世；调定州太守；河北军区司令。
　　1094年往惠州贬所；谪居惠州。
　　1096年朝云去世。
　　1097年往海南；谪居海南儋州。
　　徽宗（1101～1126）太后执政（1100）
　　1101 年，北返；往常州；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逝世，享年66岁。
　　1102年，即崇宁元年六月葬于汝州郏城钓台乡上瑞里。

编辑本段作品注本

　　从宋代开始，苏轼作品的注本不断出现，比较著名的有：
　　1.   诗注
　　查慎行《补注东坡编年诗》
　　冯应榴《苏文忠诗合注》
　　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
　　孔凡礼点校的《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
　　2.   文注
　　南宋邱晔编注的选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
　　明末茅维的《东坡先生全集》。
　　孔凡礼点校的《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
　　3.   词注
　　近人朱祖谋的编年本《东坡乐府》。
　　今人龙榆生的《东坡乐府笺》。

编辑本段后世评价

　　黄庭坚说人谓东坡作此文，因难以见巧，故极工。余则以为不然。彼其老于文章，故落笔皆超逸绝尘耳。（《跋东坡醉翁操》）
　　晁无咎：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
　　徐度：（柳永）词虽极工致，然多杂以鄙语，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其后欧、苏诸公继出，文格一变，至为歌词，体制高雅。（《却扫篇》）
　　陆游：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东府词多不协。晁以道谓：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古阳关》。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老学庵笔记》）
　　陈洵：东坡独崇气格，箴规柳、秦，词体之尊，自东坡始。（《海绡说词》
　　王国维：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耆卿似乐天，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清真先生遗事·尚论三》） “三代以下诗人，无过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有之也。”
　　朱依真：天风海雨骇心神，白石清空谒后尘。谁见东坡真面目，纷纷耳食说苏辛。
　　蔡嵩云：东坡词，胸有万卷，笔无点尘。其阔大处，不在能作豪放语，而在其襟怀有涵盖一切气象。若徒袭其外貌，何异东施效颦。东坡小令，清丽纡徐，雅人深致，另辟一境。设非胸襟高旷，焉能有此吐属。（《柯亭词论》）
　　胡仔：“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笤溪渔隐丛话》）

编辑本段相关内容

　　苏东坡如何靠幽默博取少女心?

　　地球人都知道，幽默是一种本事，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在男女恋爱过程中，一个人幽默好逗，结果又怎样呢?当然是大大地好!如果一个小伙很逗，能让姑娘笑个不停，他抱得美人归就大有希望。男人搞笑，女人来笑，恋爱往往比较有效率，这就要求男人必须具备“逗”功。

　　我读宋史，喜欢把苏东坡和范仲淹放在一起比较。他们性格相同，属于满肚子“不合时宜”的人;他们仕途坎坷，经常被朝廷贬谪排挤;他们甚至连罗曼史也很相像，都曾在落难时分，爱上过年仅十二岁的歌舞伎。所不同的是，范仲淹的罗曼史，历经数年靠朋友帮助花了钱，才瓜熟蒂落;而苏东坡的罗曼史，第一次见面，即缘定三生。那么，苏东坡博取少女心凭的是什么?是满腹经纶，还是盛名之故?可能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最主要的，赵炎以为，恐怕还是苏东坡的幽默功夫，即“逗”功。

　　被苏东坡“俘虏”的少女，名叫王朝云，字子霞，宋代浙江钱塘人，因家境清寒，自幼沦落在歌舞班中，为西湖名妓。神宗熙宁四年，苏东坡大约四十岁，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被贬为杭州通判。一日，他与几位文友同游西湖，宴饮时招来王朝云所在的歌舞班助兴，此时王朝云刚刚十二岁，天生丽质，聪颖灵慧，更独具一种清新洁雅的气质。苏东坡一见之下，大为倾倒，挥毫写下了传颂千古的诗句：“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此诗一出，当即有人站出来挑刺，说王朝云年幼，怎堪比拟西湖和西子?苏学士也太逗了。

　　挑刺归挑刺，苏东坡的“逗”功还是产生了效果，让年幼的王朝云留心并掂量起苏东坡的这种幽默感，最终决意追随终身。要分析王朝云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意”，需从男性和女性对待幽默的区别说起。

　　现实生活中，男性和女性对幽默的认识有所不同。男性更倾向于表现他们有良好的幽默感，能够让倾听者发出笑声;而对女性来说，她们更倾向于她们理想中的男人应该具有良好的幽默感。也就是说，男人强调自身的搞笑能力，说明了幽默感的确是女性寻找心仪男人的重要指标。如果这种理论正确的话，那么，年幼的王朝云就属于早熟型的孩子了，深谙女性心理需求。

　　后来的二十余年，她与苏东坡不离不弃，也充分说明她的选择是正确的，苏东坡的“逗”功无处不在，让王朝云笑得花枝乱颤。如东坡所写的《蝶恋花》词是这样形容的：“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可见王朝云经常在笑。

　　我们常说某人没有幽默感，是指一个人说了一个笑话，而另一个人却无动于衷，说明逗乐本身需要互动，否则就是对牛弹琴。苏东坡爱逗乐，而王朝云同样属于聪明型的对逗乐比较敏感的人。

　　据毛晋所辑的《东坡笔记》记载：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东坡不以为然。又一人曰：“满腹都是机械。”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曰：“学士一肚皮不合入时宜。”坡捧腹大笑。赞道：“知我者，唯有朝云也。”从此对王朝云更加爱怜。在这个记载里，苏东坡摸肚皮是幽默的行为，问肚中装了什么东西，是语言的幽默，而王朝云的回答，是以幽默回应了幽默，能透视苏轼内心世界致此，称得上是苏东坡的红颜知己了。

　　苏东坡的“逗”功，对王朝云的影响是刻骨而深邃的。她与苏轼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陪伴苏轼度过了贬谪黄州和贬谪惠州两段艰难岁月，却始终只是以侍妾的名义。特别是贬谪惠州的时候，苏东坡巳年近花甲，运势转下，难再起复，身边众多侍儿姬妾都陆续散去，唯王朝云始终如一，追随着苏东坡长途跋涉，翻山越岭到了惠州。赵炎以为，如果不是苏东坡苦中作乐，用“逗”功相慰藉，很难想象他们能够携手一生。

　　男人的幽默感对于爱情婚姻的维护，作用很明显。对女人来说，在婚姻里说笑话并不能为取悦丈夫提供太多帮助。而婚姻中的丈夫时常以笑话逗妻子开心，则会大大提高妻子对他的打分。而且，妻子对丈夫幽默感的评价，直接与她们如何评价丈夫的智力和温柔相关。丈夫对妻子幽默感的评价，则不影响对她智力和温柔的评价。

　　比如，在黄州时，苏东坡的生活十分清苦，他幽默地记述：“今年刈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把自己的脸说得跟墨水一般黑，确乎很逗。在他幽默感的影响下，王朝云哈哈一笑，甘愿布衣荆钗，与苏东坡共度患难，还发明了闻名遐迩的“东坡肉。”

　　元丰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二十二岁的王朝云为苏东坡生下一个儿子，苏东坡为儿子取名遁。满月之时，苏东坡想起昔日的名躁京华，而今却“自渐不为人识。”都是因为聪明反被聪明误，因而感慨系之，遂作诗逗乐：“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唯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面对这般爱逗的丈夫，王朝云不想“和这位保持长期的关系”，恐怕是找不到理由的。

　　苏东坡使尽浑身解数利用“逗”功俘虏了王朝云的芳心，其后不断展示自己的幽默，向王朝云传达“我很有才”、“我很温柔”之类的信息。偏偏王朝云正是一位希望找个幽默伴侣的聪慧女子，她也善于根据幽默感来评价男性的智力和温柔程度。如此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年龄的悬殊也就不是问题了。

　　正如苏东坡晚年感叹的那样：“阿奴络秀不同老，无女维摩总解禅”。此诗有序云：“予家有数妾，四五年间相继辞去，独朝云随予南迁，因读乐天诗，戏作此赠之。”一个“戏”字，足可诠释苏东坡的“逗”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