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是有计划地生育子女的措施，在人口稠密的国家或地区，提倡计划生育；在人口稀少的国家或地区，则采取有利发展人口的措施；在现代世界性人口猛增，每35年人口就增加一倍的情况控制下，节制生育便成了计划生育中的主要控制作用问题。节制生育是按照夫妇的愿望，采用科学的暂时避孕的或永久性绝育的方法，有计划地安排生育的次数与时间。

       人类自身的生产，必须与物质生产相适应，即人口的增长必须与国民经济的增长相适应，如果人口增长超过了人类的衣、食、住行所需生活资料的生产，就会影响人民生活情况水平的提高，加剧人多地少和就业难等矛盾。影响教育事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实行计划生育不但有利于母亲和子女的健康，有利于工作学习和家庭经济生活，有利于下一代的培养与教育，而且还关系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关系到国计民生、国家兴旺、民族繁荣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

       实行计划生育有两方面的途径：一是未婚青年实行晚婚；一是已婚夫妇采用科学的方法做到有计划地生育子女。

       中国宪法明文规定：“中国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宪法还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而婚姻法则将计划生育作为一个基本原则确立在总则之中。概括的讲，计划生育就是指有计划的调节人口的增长速度，使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1、对一个中国或一个地区而言，计划生育就是在中国或整个地区范围内，对人口发展进行有计划的调节，使人口的增长同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对一个家庭或一对育龄夫妇而言，则是有计划的安排生育子女，以适应家庭与社会的要求。

       2、在人口发展速度超过社会和经济发展速度时，应采取节制生育的政策、降低人口增长速度。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提倡晚婚、晚育、优生、优育，以降低人口出生数量，提高人口素质。

       3、针对中国的国情，计划生育不仅是对人口数量上的控制，而且是为提高人口素质把关。提高人口素质人口实体的各种素质，如思想素质、身体素质、文化素质等等，是计划生育的更高层次上的要求。为了提高中国人口素质，应采取如下措施：控制人口数量；积极提倡优生；高度重视和大力发展教育事业；进一步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扩大集体福利，保障妇幼健康，同时对青年加强优生、卫生、婚姻生育观和性知识方面的宣传教育工作。

       《宪法》第25条规定：“中国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宪法》49条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婚姻法》也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生育政策：推行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下列特殊情况之一者，由夫妻双方共同申请，经县级（含县级市、区，下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审批，可按人口计划及间隔期规定安排再生育一个子女：

       （一）经市（不含县级市）以上病残儿医学鉴定组织鉴定，独生子女患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为的；

       （二）再婚夫妻，一方生育过一个子女，另一方未生育过的；或再婚前双方各生育过一个子女，离婚时依法判决或离婚协议确定子女随前配偶，新组合家庭无子女的；

       （三）婚后五年以上不孕，经县级以上医疗保健机构鉴定患不孕症，依法收养一个子女后又怀孕的；

       （四）独生子与独生女结婚的；

       （五）夫妻中一方在矿山井下、海洋深水下的工作岗位作业连续五年以上，现仍从事该项工作的；

       （六）夫妻双方均属农业人口，第一个子女是女孩的。

       1949年～1961年。马寅初在1957年7月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新人口论》提出节制生育政策。当时中国没有明确的人口生育政策，但由于政府严格限制流产等规定，被专家认为，实际上是在实行鼓励人口增长的生育政策。

       1962～1969年。限制生育政策提出，并在部分市、县试行。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批示。一年之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明确提出，大力提倡晚婚。并对不利于计划生育的规定进行了修改。1964年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节制生育的实际工作在城市展开，农村约有五分之一的县不同程度地开展了计划生育工作。

       1970～1980年。计划生育政策逐步形成并全面推行。1970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计划正式纳入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73年明确了“晚、稀、少”的方针，经过逐步发展，政策明确要求，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生育间隔3年以上。

       1980年～1984年。计划生育政策进一步抽紧。1980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要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在此情况下，计划生育政策一度抽紧。地方政府最终把“提倡”当作“政治任务”来抓。基本只准生一个孩子。这形成了中国生育政策与家庭个人生育需求之间的重大反差。1982年把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

       1984年-现在。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并稳定下来。在农村放宽了生育二胎的条件。并且各省、市、自治区先后制定了本地区的计划生育条例，实现了区别对待、多元化的生育政策，缓和了计生矛盾。这一政策在主流稳定的基础上不断开展奖励扶助制度、“少生快富”扶贫工程和“关爱女孩行动”以及“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等各项试点服务。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刘永富2004年9月表示，同西方中国相比，中国工业化还没有完成，老龄化就提前到来，规模大、速度快。是“未富先老”。英国等发达中国从成年型社会向老年型社会转变用了80年，同期人均GDP为5000美元到10000美元；而中国完成这种转变只用了20年左右，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左右。（以上摘自2004年10月21日《新世纪》）

计划生育宣传

       7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马寅初于1957年6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首先提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人口控制（非计划生育）。但当时人口控制并未真正实行，中国家庭生育未受政府影响。

       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认为：“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计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

1962年

       面对补偿性人口生育高峰，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

人口普查引发担忧

1964年

       第二次人口普查，全国总人口接近7亿。经国务院批准，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周鑫荣兼任该委员会的主任。经历了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经济困难和人口低谷时期过去后，中国政府更加重视计划生育工作，并提出了降低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目标。

2005年

       全国总人口超过8亿。

提出计划生育政策

计划生育标语

1975年

       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发展报告》上批示：人口非控制不可。国家制定了，“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的数量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生育政策。

1980年

       一些地方实行双开的措施，对违反计划生育者开除党籍、公职。1980年3月30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理论务虚会发表讲话，他指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现在全国人口有九亿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人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就都成为严重的问题。我们要大力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但是即使若干年后人口不再增加，人口多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也仍然存在。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实施计划生育政策

1981年

       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决定成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并将其正式纳入政府序列，成为国务院的组成部分；陈慕华以副总理的身份兼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

1982年

       2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中发[1982]11号)，具体规定了生育政避孕节育政策、奖励政策、限制政策等。计划生育主要内容及目的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从而有计划地控制人口。这一政策一直持续到现在。9月，中共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同年11月后写入新修改的《宪法》，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1984年

       中共中央提出生育政策调整，各地普遍实行了农村独女户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

1986年

       4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时，再对计划生育问题做出阐释：“中国对人口的增长实行严格控制，是从我们的切身利益出发的。这是中国的重大战略决策。国外有些人希望中国不实行计划生育，这是想让中国永远处于贫困状况。”

1991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明确贯彻现行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

1995年

       国家计生委发布计划生育七不准，规范了一些地方过于严厉甚至违反法律的计生措施。

计划生育政策调整

2001年 

       12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有了国家基本法律的保障。《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以及《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的颁布和地方条例的修订实施，标志着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全面进入依法管理、优质服务的阶段。

2003年 

       3月，十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决定，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增加了开展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制定人口发展规划、促进生殖健康产业发展等职能。各级人口计生部门也顺利实现了更名，增强了综合协调能力。

2005年

       2005年中国人大会议期间，针对社会关注的“二胎政策能否松动”的问题，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副会长、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李宏规透露，中国还将继续稳定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不过中国已经把生二胎的权力下放给各省市人大自行规定。

       作为河南团的中国人大代表，李宏规在人民大会堂接受采访时介绍，上海等部分省、市已经出台规定，允许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生育第二胎。“上海已经连续10年人口负增长了，主要是计划生育的国策执行到位和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据他介绍，上海独生子和独生女结婚后生二胎的比例大概占20%-30%。

2009年 

       4月29日，国务院第60次常务会议通过《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

       ‘计划生育’政策产生的后果极为复杂，对中国的人口结构，文化，家庭伦理观念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它使中国人口增长率达到了史无前例的低水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人口普查办的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均显示1990年代后期只有1.3左右的生育率，如果继续的1.3左右的生育率，中国人口达到顶峰13.4亿后快速下降到2100年的4.7亿（每一代只相当上一代的62%）；中国人口数量将在二十一世纪直线下降。

影响发展　

       （1）有利于国家加速资金积累。实行计划生育，使国家用于新增人口的消费减少，从而加速资金积累。

　　（2）有利于劳动就业。实行计划生育，可以使每年进入劳动适龄人口减少，从而有利于劳动就业。

　　（3）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人口质量。实行计划生育，国家可以把积累下来的资金用于教育，使更多的人受到更多更好的教育和技术训练，从而达到提高全民族的人口质量的目的。

　　（4）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人均资源水平。实行计划生育，可以缓解人地矛盾，提高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人均占有粮食的水平。

　　（5）有利于农民少生快富。实行计划生育使每个家庭的人口减少，不仅可以减少家庭消费，而且使家庭主要成员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发展家庭经济和健康娱乐中，从而保证家庭幸福、社会稳定。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国历代人均寿命： 

       夏代：18岁，秦代：20岁，东汉：22岁，唐朝：27岁，宋朝：30岁，清代：33岁。 

       建国后1949年：35.0岁，1957年：57.0岁，1981年：68.0岁，1999年：70.8岁，2000年：71.8岁。 

       以上一组数据说明，封建社会时期人的寿命是很短的。中国的人口在清朝前差不多都维持在5000万左右，这还是在没有战争的所谓太平盛世的时代，只有到了清末中国的人口数字才过亿。由此可知，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人口，相比领土而言，确实有些过少了。因此，增加人口反而是当时民族延续的历史使命。而且古代的人素来有“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思想。只要条件允许，就会可劲儿生。况且古代生产力低下，没有足够的人口就很难生存。据史书记载，唐朝时人均可耕地曾达到30几亩，少的时候也有十七八亩。耕地这么多，而生产工具却很落后，因此没有足够的劳动力是绝对不行的。不过，并不是人越多越好，在我国古代，也出现过人口过多的时期。 

       在《明会要》中有这样的记载，万历六年，中国的人口数量为6069.2万，在此之后有些人主张控制人口增长。40多年后，《太平广记钞》刻本发行。文学家冯梦龙在评纂此书时，于《仙部·古元之》记载的神国人和邻邦通婚，欲生育“二男二女”处加眉批道：“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减，何以食之？”“不若人生一男一女，永无增减，可以长久。” 

       汪梅村在其所著的人口学专著《乙丙日记》中认为：人口“万不容过多”！他反对早婚，对“求子孙多”的传统观念持批评态度。他在1855年到1856年间提出“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思想，是提出降低人口出生率的第一人。汪梅村降低人口出生律的办法是，在第一胎后“施送断胎冷药”。他还主张晚婚，提出“定三十而娶，二十五而嫁”。他认为，若“生女两个，生男三个”，都要加重交税以惩戒。 

       韩非子也有自己的人口论思想：“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初唐著名白话诗僧王梵志有这么一首诗：“富人少男女，穷汉生一群。身上无衣挂，长头草里蹲。到大耶没忽，直似饱糠牲。长大充兵仆，未解起家门。积代不得富，号曰穷汉村。”从贫富的角度论说了人口问题，明确指出一家人生活的好坏，直接与子女多少有关。他在另一首诗中又写道：“续续生出来，世间无处坐。若不急抽脚，眼看塞天破。”他主张“生儿不用多，一个胜十个”。他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人。 

       明代初期进行人口“普查”，洪武二十六年，全国人口为6054多万人，比元朝增加700余万人。其中城市人口增长特别快。到清朝乾隆年间，全国人口突破3亿大关。康熙、雍正担心的局面终于出现了：“将来户口日增，何以为业？”乾隆忧心忡忡地说：“朕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较之康熙年间计增10余倍，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朕甚忧之。”乾隆帝令各级官吏奏明人口增长的原因。进士洪亮吉写《治平篇》、《生计篇》，全面分析人口增长与生产资料之间的矛盾，洪亮吉这样写道：“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士者十倍于前而佣书教授之馆不加增”，后果“甚可虑”。他建议开辟土地，进行人口迁徙，并且减轻赋税，厉行节约，使物尽其用，禁止土地兼并，以求封建制度下的民人“平等”。 

       由此我们可知，人口过多的情景也在古代出现过，而古代的一些思想家也都对人口的控制提出了各自的观点。而我国自实行计划生育以来，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时至今日，地球上的人口已经超过了60亿，给地球母亲带来了极大的负担。因此，为了使人类能有一个良好的生存空间，控制人口增长势在必行。

      第六 次人口普查登记的全国总人口为13亿39724852人，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增加7390万人，增长5.84%，年平均增长0.57%，比1990年到2000年的年均增长率1.07%下降0.5个百分点。

　　十年之内，年平均增长率下降差不多一半，已经很让人震撼了。但中国人口有没有13.397亿还值得商榷。在这次人口普查中，15—59岁（1951—1995年出生）人口占70.14%，由公布的总人口计算，这个年龄段的总数应为9.3968亿。而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1951—1995年出生人口存活9.3398亿，也就是说，即使他们在2000年之后一个都没死，在这次普查中还额外多出570万！

　　根据生命表，55岁以下人口每年死亡0.22%（56—59岁者更高），那么2000年在1951—1995年出生的9.3398亿人口，到2010年还应剩下9.1343亿。由此可见，2010年15—59岁人口净重报 2625万（9.3968亿—9.1343亿=2625万），重报率为2.87%。减去重报人口，2010年总人口只有13.1亿。如果其他年龄段的重报率也为2.87%，那么中国的总人口就只有13.0亿。

　　超低生育率再次得到验证

　　要维持人口和社会的持续发展，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需要维持在2.3。但所有客观调查（包括2000年人口普查、2005年1%抽样调查）都显示，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生育率只有1.3左右。计生委和人口学家们不敢相信如此低的生育率，纷纷用各种数学模式将之“修正”到1.8，人口政策也因此不做调整。

　　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生育率数据对人口政策调整至关重要。但国家统计局这次并没有公布确切的生育率数据。不过可以用其他数据粗测。比如0—14岁人口占16.60%，假设妇女平均生育年龄为25岁,那么2.2239亿0—14岁（1996—2010年出生）人口的母亲是1971年到1985年出生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该年龄段出生的女性共1.5416亿人，得出1996—2010年平均生育率只有1.44左右。

　　还可以用另一种更为精确的方法粗测。依照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1996—2010年平均每年出生1483万人。可以从上次人口普查资料中得出某一年龄别的育龄妇女（15—49岁）总数，比如2010年育龄妇女是1961年到1995年出生的女子，共有3.7102亿。过去15年各年龄别的总育龄妇女平均为3.5795亿，那么生育率 =1483÷35795×35=1.45。那么1996—2010年中国实际生育率只有1.35左右。这说明以前国家统计局历次关于生育率的数据是基本准确的。

　　人口危机即将爆发

　　联合国2008年预测：2010年60岁及以上、65岁及以上人口中国分别为12.3%、8.2%，印度分别为7.5%、4.9%。但这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老年化程度超过预期，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老龄化进程在提速。

　　人口普查还发现，虽然“关爱女孩”运动已开展多年，但性别比失衡仍呈上升态势，2010年男女出生性别比是118.06，比2000年的116.86提高了1.2个百分点。这说明在现行人口政策下，无法有效解决性别比失衡的问题。

　　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借鉴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初步结果，从人口结构看，目前中国综合国力是历史最强时期，2010年15—64岁劳动力年龄人口达到近10亿的历史顶峰，19—22岁最有活力的人口达到1亿的历史顶峰，20—39岁人口也还有4.3亿。老年扶养比不到12%，总扶养比（非劳动人口与劳动人口比例）只有34%（历史最低），现在是中国历史上负担最轻的时期。

　　但是从人口结构看，中国即将走日本1990年代经济衰退的老路，不同的是：日本是先富后老，中国是未富先老。日本目前人均GDP为4万多美元，而中国只有4000美元。中国15—64岁总劳动力将在2013年达到顶峰，然后开始减少。

　　社会对19—22岁人口数量变化最为敏感，这是企业所需的最有活力的新增劳动力，是大学年龄人口，是参军入伍年龄人口。2009年中国19—22岁人口数量达到历史顶峰（1亿），然后快速减少，到2019年将只剩下0.58亿，10年下降43%。对企业来说，这意味着新增劳动力严重不足，大量企业可能将撤离中国；对于大学意味着生源不足，2009年高考报考人数减少40万，2010年减少74万，今后大量高校将破产；对于国防来说，意味着兵源数量和质量下降，男孩中服兵役的比例将从目前的10%提高到今后的19%；也意味着房地产的好日子快要走到尽头了。

　　世界上最早主张控制人口增长的是战国末期的政治家韩非。他在《五蠹》篇中说到：“……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韩非将古代人口状况自然资源货财分配劳力与收入社会治安等情况一一对比，深刻地论证了“民多财寡则争”的论点。他把不注意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看作是危害国富民强的“五蠹”之一，的确令人深思！

　　从历史上看，韩非的人口论观点比十八世纪英国马尔萨斯要早2000年。我国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在1604年《处置宋禄查核边饷议》中，提出了每三十年人口增长一倍的规律。后来在《农政全书》（1633年）中他再一次提出这一规律：“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夫三十年为一世，一世之中人各有两男子”。而马尔萨斯在1798年《人口论》中提出“人口每二十五年增长一倍”。事实证明，在揭示人口增长规律准确性方面，徐光启比马尔萨斯要早194年。

　　南宋时期的农村，有个奇怪的习俗，叫“生子不举”，即生了孩子不养育，把婴儿溺死或扔掉。最初，这个风俗还有些迷信色彩，说五月初五生的儿子不祥，不吉利，所以“不举子”，这个“子”指的是男孩子。可是后来这个“子”竟演变成了包括男孩、女孩都在内的所有刚刚出生的婴儿，而且也不单指五月初五了。这个“生子不举”现象存在的时间之长，地域之广令人吃惊。在福建、两浙、荆湖、江南等地广泛分布，尤其以建州、处州、汀州、南剑州、邵武军、建宁府、衙州、严州、鄂州、岳州、信州、饶州等地最为严重。极大地影响了当时人口的繁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并因大量溺婴、弃婴，造成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致使无妇可娶，拐卖妇女、女子早婚等现象越演越烈。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生子不举”现象，完全出于农民的自发行为，没有任何来自政府的限制。

其实，南宋政府是大力鼓励生育的，并采取了很多奖惩措施，严禁生子不举之风：高宗绍兴八年规定，贫乏之人妊娠，支给米4斗。十五年又改为支给一石。二十二年为弥补常平救济不足，创办“举子仓”，以救助贫困之家生手而无力养赡者。南宋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

　　一是发展人口，能够提高生产力，增加税收，解决兵源，从而增强国力，抵御北方的女真族、蒙古汉国的南下。保住内外交困的政权。

　　二是南宋的儒、佛、道融合一起的“理学”已形成了体系，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尤其是佛家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都把“不杀”放在第一位，违背了这一原则的“生子不举”，不但是“无道”，更不利于治国利民。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奖罚措施往往不能执行，“生子不举”之风并未殄灭。

　　这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多生多育”的自我报复。

　 “多子多福”是封建社会根深蒂同的一种观念，妇女不孕和堕胎被视为不祥之举，因此，在既无办法不孕，又无办法不生的情况下，只有采取“生下来再处理”的下策。当时，在农村的情况是，很多妇女的生育都在8、9胎，甚至10胎以上。这些妇女往往是年年怀孕，年年生产，而生下的孩子又养不起只得溺死或遗弃了之。

　　原因之二是农民贫困难以聊生。

　　南宋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展．土地兼并非常严重，大量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官户、富豪之手，很多农民沦为细仆，更难以养育儿女。如遇旱涝灾伤或盗贼侵扰，农民就更加难以为计。

　　“身丁钱”的征收也造成生子不举。宋朝建立以后，规定男子20成丁，60为老，人户每岁按丁输纳钱米和绢，总称“身丁钱”。贫苦农民不堪重负，往往采取隐瞒丁口的办法来逃避“身丁钱”的征收，影响了男口的增长。

　　政府救济措施不力．地方官吏从中贪污舞弊，使生子不举现象长期存在。如政府虽有常平救济政策，但因常平积欠严重，遇灾荒之年都难放粮施救，何况平时对妊娠之人救济了：因此，这一政策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

　　原因之三是财产继承关系的制约，使农村中富有的阶层也生子不举。

　　这些人家兄弟越多家产便越分散，这就越易为人所兼并，因此，为了保住家产，使家道不致中落，只有生子不举。

　　以上上所述，南宋时期农村“生子不举”的做法，是以最野蛮最残酷最原始的办法来控制人口增长，对社会的经济、思想、道德各方面都有相当大的负面影响，这也是后世之人应该深思并引以为戒的历史教训。

　　联合国报告预计下周一全球人口将达到70亿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6日发布报告称，据预计，本月31日，也就是下周一，全球人口将达到70亿，如何面对人口增长给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负担将是人类的一大挑战。

　　印度预计2025年超中国

　　但是，基于目前中印两国的生育制度和生育速度，2025年，印度将超越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人口大国，届时印度的人口将为14.6亿，而中国为13.9亿。

　　报告称，亚洲人口依然占据了全球60%，很多国家的人口增长趋势明显。即使是菲律宾这样土地面积狭小的岛国，也有9500万人，名列全球人口国第12位。

　　人口增长更应关注平等

　　人口基金会主席巴巴托德·奥索提梅辛指出，70亿人口对全球来说，是一个里程碑，更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会和号召。“它提醒我们，必须从现在做起。”

　　报告称，创纪录的人口规模，折射出人类的成功，比如它意味着人类的寿命更长，我们的孩子存活率变得更高。但报告同时指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分享人口增长带来的好处。比如不同国家人们生活质量的巨大差异，以至一国之内的贫富差距。男性和女性在权利和机会上也存在着不平等。

　　奥索提梅辛说，在人口数目增长的同时，要更加关注平等的权利，比如青年人和妇女的权益保障。

　　“在70亿人口中，将有18亿是10至24岁的年轻人。他们是未来的关键，将改变全球政治格局，也会通过自身的创新能力推动经济发展。”奥索提梅辛说。（张乐）

　　■ 疑问

　　第70亿个婴儿生在哪？

　　尽管“第70亿个婴儿生在哪”殊难预测，但非政府组织“国际计划”称，第70亿个婴儿将在31日出生于印度人口最多的北方邦。

　　据印度媒体报道，“国际计划”已经开始准备在当地庆祝“第70亿个婴儿”的诞生。“国际计划”之所以宣称第70亿个婴儿将出生在印度北方邦，是基于该地的高人口出生率。此外，也希望借此让世界关注印度越来越失调的男女婴性别比。因为“重男轻女”，印度的男女婴比例失调严重。“国际计划”一直倡导不发达地区民众不要遗弃女婴，并在印度很多地方推出了“让女孩出生”运动。（张乐）

　　地球还能承载多少人？

　　1798年，著名的人口问题专家马尔萨斯称，如果人口到达一定临界点，人类将面临大饥荒等危机。

　　不过，由于科技能力和工农业水平的发展，马尔萨斯预计的全球粮食危机并没有大规模出现。但科学家们称，这并不意味着地球的承载力无限。随着人口越来越多，资源越来越少，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人口问题也日益严重。

　　以生活标准计算，如果每个地球人都能享受发达国家普通人的饮食的话，地球的最大承受力只有20亿人；而如果按照每天维持最低生活必需的食物标准计算，地球可以承载120亿人。

　　不过，也有专家认为，这种推算意义不大，远不如发展高科技农业和环保产业更切合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