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原名李尧棠，现代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同时也被誉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中国当代文坛的巨匠。巴金晚年提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和文化大革命博物馆。巴金晚年患有帕金森氏症、慢性气管炎、高血压、恶性间皮细胞瘤等多种疾病，曾表示要求安乐死。

个人履历

　　巴金代表作有“激流三部曲”：《家》《春》《秋》。

　　1931年在《时报》上连载著名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之一《家》。

　　“爱情三部曲”：《雾》《雨》《电》。

　　散文集《随想录》(包括《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

　　现代文学家，现代翻译家，现代出版家，“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中国现代文坛的巨匠,曾任中国作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巴金1927年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1929年在《小说月报》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

　　主要作品有《死去的太阳》《新生》《砂丁》《萌芽》和著名的《激流三部曲》1931年在《时报》上连载著名的长篇小说《爱情三部曲》。

　　1982年获“国际但丁文学奖”。

　　其中《家》是作者的代表作，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卓越的作品之一。

　　巴金被人们称为“世纪老人”。一位诗人王火在《敬寿巴老百岁》中写道：时光如水，巴金是金。真心真爱，深意深情。大志大悟，举重若轻。大作大家，淡泊宁静。曲奏南薰，霞焕椿庭。 人歌上寿，仁者遐龄。 立言立德，益世益民。 如鹤如松，长寿常青。 百岁翩临，华夏集庆。 海上人瑞，天际有星。

         这是一个年轻病人在当时一家公立医院中写的‘病中日记’，也就是作者根据一部分真实的材料学成的小说。‘第四病室’，一间容纳二十四张病床的外科病房，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缩影。在病室里病人怎样受苦，怎样死亡，在社会里人们也同样地受苦，同样地死亡。
       在《第四病室》中，巴金则直接为读者展开了一幅社会底层的众生病苦图。在这个空气污浊的三等病室里，各种病员杂处，有人不断地死去，有人又不断地进来，他们缺钱少助，在这里受着百般难忍的煎熬。他们的饮食便溺，都需要人照料，但工人老郑却因有人没钱打点他便变得极为冷漠。他的表现，与其说是国民性的顽疾，倒不如说是金钱锈蚀了心灵更为准确。这篇小说用金钱正在支配人间关系的酷烈现实，张扬着对于人间情怀和人道主义的呼唤。小说中的杨大夫实为人道主义的化身，她用女性特有的温柔和对病人一视同仁的关爱，慰藉着所有的病员的心灵。小说开头巴金给日记作者陆怀民的复信中对杨大夫下落的种种猜想，正是在喻示着对人道主义情怀依然活着或“再生”的渴望。

        巴金先生在我的记忆中，首先是一长串的书名。我二十岁时，有个女孩是巴金的崇拜者，喜欢没完没了谈论他。巴金小说并不以故事取胜，为了讨好爱好文学的美丽女孩，我牢牢地记住一些篇目。记得有一阵自己真被搞糊涂了，譬如有两篇小说的名字差不多，一篇《秋天里的春天》，是译作，另一篇《春天里的秋天》，是创作。那个女孩常用巴金小说来为难人，动不动玩点智力测验的小游戏，我不想让她太得意，又不愿意她太失望，在回答问题时故意犯些小错误。 因为有了电影《家》，有那么一批优秀的好演员捧场，上岁数的人提起巴金如数家珍。
       我的父亲一生以读书多自豪。他总结巴金小说，得出的结论是：能知道几个三部曲就行了，譬如“激流三部曲”(《家》《春》《秋》)，譬如“爱情三部曲”(《雾》《雨》《电》)，譬如“抗战三部曲”(即《火》三部曲)。与前面那个坚决不肯放过巴金的女孩不一样，父亲的兴趣是外国小说，他的结论属于删繁就简，该偷懒就偷懒。父亲认为，巴金作品看过一本《家》就足够。这样的观点我后来也经常遇到，听上去十分内行，课堂上老师这么说，论文中这么写，大致意思都是，巴金的代表作是《家》，放大一点再加上《春》《秋》，其他便不重要了，起码不那么著名。曾经听到一位研究专家言之凿凿，说巴金写完《家》以后，再也没有什么重要作品。这位专家的观点是“激流三部曲”一本不如一本，巴金不过是个走下坡路的作家，《家》让他达到了荣誉顶峰，然后一蹶不振，靠吃老本过日子。很长一段时间，我也相信这样的观点，熟悉的巴金只是一些书名和一本《家》。

       《第四病室》所记述的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抗战胜利前一年，他在贵阳一家医院的三等病房住了十几天，后来便用日记体裁把我的见闻如实地写了出来。病人、医生和护士们全是真人真事，事情也全是真的。
       巴金大可以把这些真人真事用散文形式予以发表，为什么要给它小说的形式，并且大费周章利用前面的“小引”创造出一段青年陆怀民与作家巴金的书信来往，把作者的真实身份隐藏在复杂的烟雾后头？
       一个理由可以在“内容说明”里找到。巴金再次利用这个特殊的形式指导阅读方向：“一间容纳二十四张病床的外科病房，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缩影。在病室里人们怎样受苦、怎样死亡，在社会里人们也同样地受苦、同样地死亡。”这告诉了我们，巴金希望读者将这些零碎的生活描述提升到寓言的地位，它们不再是巴金个己的特殊经验，而成了反映民族国家普遍遭遇的省思。
       “内容说明”接着又给了我们另一个理由。巴金说：“在这种黑暗、痛苦、悲惨的生活中闪烁一线亮光，那就是一个善良的、热情的年轻女医生。值得注意的，巴金后来承认，在这些真人真事中，只有那位代表光明的女医生是他的创作。在现实经验里，事实上根本连这样的光明都不存在，巴金必须藉小说形式给予的自由，才能把这道光明挤进无穷的悲惨里。
       回到《第四病室》作品本身，无法不讶异于即使是创造出来的光明象征，其所能照亮的也如此有限。作为一个医生，杨大夫其实没有办法在实质的医疗层次上提供病人多少帮助。她最大的力量只是“要别人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人有用些。”即使是这样，在日记记载的十多天内，杨大夫这种看似积极、英雄的生活态度似乎只感动、改造了叙述者
       “我”一个人。医院里进进出出的其它员工、病人，依然故我地以荒谬剧般的夸张上演或悲凉、或阴黯的情事。好像嫌这样还不够似的，巴金更早在文章开头的“小引”里给了杨大夫一个想必是死亡的结局了。她的光明甚至没有能够救她自己、她的亲人。

         巴金先生的著作，主要内容：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我开始写了长篇小说(寒夜)。我从来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我连做梦也不敢妄想写史诗。诚如一个“从生活的洞口……”的“批评家”所说，我“不敢面对鲜血淋漓的现实”，所以我只写了一些耳闻目睹的小事，我只写了一个肺病患者的血痰，我只写了一个渺小的读书人的生与死。但是我并没有撒谎。我亲眼看见那些血痰，它们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际，它们逼着我拿起笔替那些吐尽了血痰死去的人和那些还没有吐尽血痰的人讲话。这小说我时写时辍，两年后才写完了它，可是家璧兄服务的那个书店已经停业了(晨光出版公司还是最近成立的)。而且在这中间我还失去了一个好友和一个哥哥，他们都是吐尽血痰后寂寞地死去的；在这中间“胜利”给我们带来希望，又把希望逐渐给我们拿走。我没有在小说的最后照“批评家”的吩咐加一句“哎哟哟，黎明!”，并不是害怕说了就会被人“捉来吊死”，唯一的原因是：那些被不合理的制度摧毁、被生活拖死的人断气时已经没有力气呼叫“黎明”了。但有时我自己却也会呼叫一两声，譬如六年前我在桂林写的一篇散文(长夜)里，就说过“这是光明的呼声，它会把白昼给我们唤醒。漫漫的长夜逼近它的终点了。”那文章的确是在寒冷的深夜里写的，我真实地写下了我当时的感觉和感想。上面的话是我在一年前写的。现在<寒夜)再版本要发印了，我不想为它另写后记，因为要说的话太多，假使全写出来，应该是另一部更长的(寒夜)。今天天气的确冷得可怕，我左手边摊开的一张<大公报)上就有着“全天在零度以下，两天来收路尸共一百多具”的标题。窗外冷风呼呼地吹着，没有关紧的门不时发出咿呀的声音，我那两只躲在皮鞋里的脚已经快冻僵了。一年前，两年前都不曾有过这样的“寒夜”。我还活着，我没有患肺病死去，也没有冻死，这是我的幸运。书销去五千册，并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我知道许多写得更坏的书都有更畅的销场。